劉暢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0月09日11版)
  有人將每年固定時間里出現的媒體報道稱為“時節性新聞”,比如,每年春天,《新聞聯播》里總會出現春耕的消息,到了秋天,就會有“糧食喜獲豐收”的報道。年初年尾,各行各業的工作部署或總結的會議新聞也會接踵而來。春節臨近,來自鐵路、民航、公路運輸系統的春運報道人們並不陌生。當然,各地群眾歡度“十一”黃金周以及元旦、春節、“五一”、“六一”等節日的新聞,更像四季交替的自然景象一樣,讓人耳熟能詳。
  今年“十一”黃金周結束之時,來自媒體的“時節性新聞”依然不少,各種各樣的旅游人數彙總、景點報告和擁堵不堪的返程消息,還有“奢侈浪費現象有所抬頭”的節日觀察,最引人矚目的,莫過於一家媒體的《份子錢被人情綁架漸成國人負擔》的報道。這篇報道說的是“十一”扎堆兒結婚所帶來的“幸福的煩惱”,基本停留在譴責“人情猛於虎”、“治理陋習”、“減輕群眾負擔”的傳統角度。其實,翻閱近20年的各類新聞獎獲獎作品就可以發現,類似角度、類似作品早已汗牛充棟,已成“昨天的新聞”。不管是“正月里來鬧新春,巧立名目擺宴席”,還是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結婚季,以及8月盛夏升學季,隨禮越來越重、百姓苦不堪言的呼聲不時響起。
  不出意料,在“工資不夠份子錢”的感嘆中,這一報道再次引起社會熱議。贊成者認為,這一新聞說到了“社會痛處”,該剎一剎“藉機斂財”的歪風,該改一改大擺宴席的“不良風氣”。反對者則說,不收“份子錢”,以前隨出去的禮怎麼辦?農村辦酒席花銷大、份子錢少,很多人家都是虧錢、倒貼的。基層幹部由紀委約束,一旦被爆大擺宴席,就會迅速受到處理。而普通百姓大擺宴席,屬於民間習俗,人情往來,只能批評引導,無法加以約束。還有人提出,以後只准辦宴席請客,不准收“份子錢”,這一建議直接被人斥為“餿主意”。
  年年譴責,年年如是。多少基層幹部因為結婚宴、生子宴、升學宴受到黨紀政紀處理,而在民間,這些宴席卻一直頑強挺立,經久不衰。僅僅用“藉機斂財”似乎難以解釋。有人將其歸結為互助和情感因素,在貧困、饑餓的年代和現實困境里,這種互助精神彌足珍貴。在很多人的珍貴記憶里,當初,寒門學子懷揣著鄉親們湊齊的路費、生活費離鄉上路,一貧如洗之家靠著鄉裡鄉親的集體資助籌辦婚事。吃百家飯,穿百家衣,淳樸的鄉間習俗何時成為“陋習”被媒體大加撻伐?
  如今,媒體報道這種“人情負擔”,依然不能不加上一個前提,就是“份子錢”水漲船高。媒體報道中舉例說,一名私企職工今年國慶期間參加了6場婚禮,“份子錢”達到三四千元。因此,有人戲稱結婚請柬為“紅色炸彈”。其實,將“炸彈”卸載的過程異常簡單,就是不能將關註重點盯到“份子錢”3個字里的“錢”上,錢可多可少,不必成為負擔,而“份子”里有親情友情鄉情同學情祝福情,有著豐厚的民間文化傳統。在社會轉型的生活變遷中,“份子錢”對於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來說,已經漸行漸遠。而在中小城市和鄉村,這一傳統依然是人們的互助形式和感情紐帶。媒體渲染這種人情負擔並稱其為“陋習”的同時,也應對這種民間傳統進行理性分析,避免以偏概全。  (原標題:時節性新聞里的“份子錢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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